正是在追问中
，方显理性、科学与公义。在可燃冰的试采中，我国一直对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，在试开采的前六年间

，先后在神狐水合物区组织了10个航次的野外调查，系统勘察了这一海域的地质、海洋生物、海底环境
、海表大气甲烷等特征
，对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进行了系统监测
，保证了整个开采过程的安全
、可控和环保。

未来
，可燃冰如果能实现大规模开发利用

，将对我国煤炭依赖性能源结构带来重大改善。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
，价格可控的、可广泛使用的替代性能源的出现，正是“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”
、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。

“正名”新核电

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能发电技术。“完整自主知识产权”几个字意味深长
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，中国建设了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业核电站——大亚湾核电站
，当时，从水泥到电话线都需要从国外进口
，国产化率仅为1%。而华龙一号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85%以上，六万多台套设备的生产、配套和组装，涉及上海、四川等28个省市、5300多家企业。

但相对技术上的高歌猛进


，全球核电面临的是一个饱受争议、并且相对低潮的环境。2011年，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，各国普遍放缓了核电建设速度。2015年《全球核工业状态报告》显示
，全球核电厂开工数由2010年的15座跌至2014年的3座

，全球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连续3年低于11%
。

在国内，对核电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。几年来
，题名为《十问内陆核电》《多余的核电》《反核电宣言》的文章屡见报端
，部分社会公众的恐核情绪也再次滋长
。

但对于核电的安全性问题，上至国家领导人，下至设计施工者，都从来没有过丝毫松懈。

2014年，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国际核安全峰会上首次阐述了中国的核安全观：“荷兰哲人伊拉斯谟说过
，预防胜于治疗。近几年，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核事故为各国敲响了警钟
，人生就是博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。”2016年
，国新办发布的《中国的核应急》白皮书也提到
，“核事故影响无国界，核应急管理无小事”。

唤起人类恐惧的是新技术，平息人类恐惧的，则往往是更新的技术
，这一点
，华龙一号是绝佳的例子
。不同于以往的核电技术
，华龙一号根据地球重力和自然循环的方式，设计了一套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，在无外部电源的情况下
，依然能为核电站提供防护措施。它还采用了双层安全壳结构，不但可以抗9级地震、防大型海啸，还可以抵御商用大飞机的恶意撞击。

从核电本身来看
，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，它仍然是短期内替代化石能源发电的重要选择。中国工程院院士樊明武曾指出，要利用化石燃料所给的喘息时间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利、太阳能、燃料电池

、地热等
，而“要保证70亿到100亿人口在地球上活着并生活得比较好
，原子能还是最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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